陆费墀和毕沅、毕泷兄弟的钤印题跋我都在照片上见过，知道戴鹤轩这个传承的次序所言不虚。
戴鹤轩说到这里，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：“戴熙当晚回来，神色有些古怪。他儿子戴以恒也是位丹青名家，问他有没有看到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戴熙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，‘张择端灿然杰作，惜乎不全。’”
我和药不然听到这一句，齐声问道：“什么惜乎不全？”
戴鹤轩又慢慢呷了一口茶，扫了我们一眼：“自然是惜乎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不全。故宫所藏，只是残本，缺了一截，故而我家先祖有此一叹。”
这一句话说出来，我顿时觉得脑袋一晕，觉得脑子被极多的信息量一下子冲垮了。先前我也想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，比如画风、用笔、运墨或者某一处细节隐藏着暗号什么的，却从来没想过，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，居然不是全本？！
我飞快地在脑海里回想它的相关数据，故宫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宽24.8厘米，长528厘米，绢本，两侧都被仔细装裱过，看不出有残缺截断的痕迹。历代笔记著述里，也从未提及它是残卷，戴熙这个观点，可真有点石破天惊。
“那么，戴熙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什么凭据吗？”我问。
戴鹤轩摇摇头：“戴以恒当时也是这么问的，可是戴熙却没回答，反而把他喝退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天子亲自收录进《石渠宝笈三编》的珍品，谁敢多嘴非议？他说短了一截，万一让皇帝听见，让他去把画补全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这倒是真的，道光朝的文字狱虽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，但这些文人早被杀没了胆魄，噤若寒蝉，哪敢胡乱说话。
戴鹤轩继续道：“当天晚上，戴熙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写了幅字帖，写完以后，便把它收藏起来，从不公开示人——对了，就是跟他另外一件珍藏大齐通宝搁在一起。”
我有些不甘心：“那幅字帖里写的什么？有没有提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？”
“都说了从不公开示人了，别说外人，连他儿子戴以恒都没看见过。戴以恒在他的《醉苏斋笔记》里特意写了这段轶事，说他父亲把这副字帖藏得很紧，还告诫家里人说，除非《清明上河图》真相得白，才许戴家后世子孙公开此帖。戴以恒推测，自己父亲可能曾亲眼见过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残本，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，终于确定真本不全。戴熙是一位丹青名家，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，简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，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，留待后证。”
我大概能猜到戴熙的心理活动，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——胆小怕事，却又爱惜自己名声。他写了字帖秘而不发，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《清明上河图》确实是残本，戴家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，证明戴熙才是这个秘密的第一发现人，既安全又青史留名。
戴鹤轩又道：“戴熙后来回到杭州养老，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。他被迫投水自尽，大齐通宝从此消失，和大齐通宝搁在一起的字帖，也同时失踪，再无踪迹。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里，得以流传下来，我们戴家的人都知道。1951年国家鉴定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时候，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，忽然想到了戴熙的这个典故。不过那个时候政治气候特殊，我不敢乱发表意见，残本一说，我只跟鉴定组的组长郑振铎先生略微提及过，可惜证据不足，他未能尽信，没有正式提出讨论。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，我待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，便找个借口回南京了。”
“残本之说，刘一鸣也不知道吗？”
“我没跟他提过，不过以他的嗅觉，肯定隐隐觉察到我戴家和《清明上河图》之间有什么渊源——不然他现在也不会专程把你派来找我，对不对？”说到这里，戴鹤轩从怀里掏出那枚大齐通宝，让它在指头之间来回滚动，“黄克武把这枚铜钱送还给我，除了示好，恐怕还有提示我的意思吧？”
原来这一枚大齐通宝，还有这么一层寓意。这些老人，有什么话都不明说，非要绕一个大圈子。早知道大齐通宝、戴熙、《清明上河图》之间有这样的关系，我可能会省掉不少麻烦。我在心里暗暗抱怨道。
“行了，我说完了。”戴鹤轩搁下杯子。
“就这些？”我一愣。
“对。”
“说来说去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到底有没有残卷，根本一点证据也没有，只是你家传下来的一段故事嘛。”
我有点恼火，这等于什么都没说。这个故事当个历史八卦还算勉强，想用来做翻盘破局的筹码，就实在太弱了。我狐疑地盯着戴鹤轩，看他到底又在玩什么花样。
戴鹤轩双手一摊：“我可从来没说过我有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秘密，那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我知道的，只是这么多，这还是我在家里偶尔翻旧笔记才知道的。戴家其他大部分人，恐怕连这段往事都不知道了。”
“大部分人？”我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用词。
戴鹤轩没想到我一把就揪住了他的话头，不由得打了个结巴：“呃……”我毫不客气地趁势追击：“你是说，戴家除了你，还有人了解这段往事？”戴鹤轩有些尴尬地喝了口茶，犹豫片刻，这才抬头道：“哎呀，哎呀，你小子还真是敏锐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不过你记住，这个算是员工福利。”
他把大齐通宝收回到怀里，眼睛看向天花板，这个江湖骗子第一次浮现出为难的神色，就像是刘一鸣第一次谈及戴鹤轩时一样。